陆逊的遭遇，并不是个例。不是因为孙权太无情，也不是由于陆逊不老实，而是封建时代的权力逻辑所致。
其中原因，过了几十年，曾被孙家的后人侧面一针见血地挑明。
孙权有个堂兄名叫孙贲，而孙贲有个曾孙名为孙惠。西晋八王之乱时期，孙惠担任了齐王司马冏的幕僚，为了劝说这位权倾朝野的长官急流勇退，孙惠曾写出了一篇影响力极大的文章，其中有这么一句话：
大名不可久荷，大功不可久任，大权不可久执，大威不可久居。
这24个字，几乎道尽了中国古代封建官场的生存规则，可谓振聋发聩、醍醐灌顶：名利、权位固然诱人，但一旦长时间拥有，那就是一剂剧毒。
孙权、陆逊的君臣关系，一度被视为佳话，与刘备/诸葛亮的搭档相比也毫不逊色。
陆逊进入大部分人的视野，是因为夷陵之战，但实际上他早就是孙权的嫡系。公元200年，虚岁19的孙权接替被刺杀的兄长担任江东之主；三年后，小他1岁、年仅21的陆逊就进入幕府，成了孙权的幕僚。
虽然陆逊早就小有名气，但在各势力对抗日渐白热化的时代，君主们需要的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帮手，而不是金玉其外的名士（这一点跟西晋时区别较大）。因此，陆逊曾长期被放在地方锻炼，而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表现证明了自己。
进入幕府后，陆逊曾经在东、西曹令史的岗位上负责文秘工作，不久后被派到地方，担任了海昌屯田都尉兼县令一职。
在任期间，他曾漂亮地组织当地应对旱灾，政务治理能力初露锋芒；随后，他又干脆利落地剿灭了会稽、鄱阳的多支叛军，解决了其他人耗时多年都无法应对的难题。
文、武两方面的杰出表现，让陆逊成功引起了孙权的青睐——他迎娶了孙策的女儿、与孙氏成为自己人，从此成了孙权的心腹。
陆逊开始踏上“天下”这个大舞台，当然是在公元219年。这一年，为了扳倒威震华夏的名将关羽、夺回荆州，36岁的陆逊替代吕蒙，担任起麻痹关羽、寻找战机的重任；战争爆发后，他又亲自率军斩获、招纳关羽军数万人，因功官拜右护军、镇西将军，封娄侯，全权负责镇抚荆州。
两年后，陆逊临危受命、击败被曹操视为英雄的刘备，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了东吴政权，让他彻底成为威震天下的一代名将，也全面晋级为孙权依仗的社稷之臣。
那时的孙权对陆逊有多信任？
他曾经额外制作了一个玉玺交给陆逊，自己写给蜀汉政权的所有文书，都交给陆逊修改后、直接盖章发出。
公元228年，为了应对曹魏十余万大军，孙权命令陆逊统领六师、摄行王事，自己亲自执鞭为其开路，甚至还下令百官朝陆逊下跪。
这种近乎绝对信任的互信关系，即使刘备、诸葛亮也难以匹敌，放眼整个古代史几户再无第二对。
公元229年，孙权专门为陆逊设置了“上大将军”一职，地位高于三公，有点类似后来李世民“天策上将”的意思；同年，在孙权东巡期间，陆逊受命前往武昌辅佐太子，掌管荆州及扬州豫章等三郡事务、全权主持吴军国大事。
到了公元244年，陆逊被任命为丞相，同时还保留了荆州牧、右都护兼武昌留守等职，出将入相、军政大权集于一身，权势达到顶峰，可以被视为古代人臣的极致。
但谁也没想到的是，仅仅在一年后，陆逊就在孙权的逼迫下愤懑而死。人生大起大落如此之突兀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
从表面来看，陆逊之所以得罪孙权，是由于卷入了宫廷皇储之争。
当时，太子孙和、鲁王孙霸的权力之争日渐白热化，这就是东吴有名的“二宫之争”。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，朝廷内外的官员也大多纷纷站队、明争暗斗。德高望重的陆逊虽然反对这种拉帮结派、制造党争的现象，但他坚持嫡庶有别、维护太子正统地位的主张，却也在事实上等同于宣告自己选择了“山头”。
这一回，孙权不仅没有听从陆逊的意见，而且还将陆逊的外甥全部流放（他们都支持太子），跟陆逊关系密切的太子太傅吾粲也被下狱处死。此外，他还多次派人前去当面责备陆逊。
忠心为国数十年，将全部心血奉献给孙氏的陆逊哪里遭受过这种羞辱？没多久他就悲愤而死，时年63岁。
孙权对陆逊突然翻脸，是因为对其不再信任了吗？非也，从后来的两起事件可管窥一斑。
首先，在五年后，孙权废太子孙和、赐死鲁王孙霸，“二宫之争”的双方均被各打五十大板，孙亮躺赢成为太子（后世李世民废李承乾/李泰、册立李治几乎同出一辙）。
其次，陆逊死后，他的儿子陆抗承袭了爵位，并且逐渐挽回了孙权的信任。孙权死后，陆抗成为东吴的国之柱石；即使昏庸残暴的令人发指的孙皓在位期间，陆抗的地位也不可动摇。
以上透露出一个信息：孙权看似无情无义、翻脸不认人，但在本质上而言，他并不是针对陆逊，而是出于对君臣关系底线的忌惮。
对于君臣关系，有两个广为熟知的说法：兔死狗烹、功高震主。历史上，无数功臣豪杰倒在了这两大铁律之下，这也让读史的我们时常气愤不已：
于情，出于同情受害者的心理，我们习惯于指责“加害方”——帝王；
于理，韩信、陆逊这种匡扶社稷、力挽狂澜的功臣，却被他们帮助过的帝王害死，这不是典型的过河拆桥吗？
说到底，本质原因还是不同情况下权力分配的问题：
在外部矛盾大于内部矛盾时，领导者时常愿意分享自己的权力，以“合伙人”的假象调动部下的积极性。楚汉之争时刘邦将韩信封王、孙权给予陆逊无上权位，都是出于这一考虑；
而随着形势的变化，当外部矛盾不再明显时，内部的权力分配就成了领导者眼中的首要问题。为了解决问题，他们往往通过制造矛盾来削弱、剥夺下属手中的权力，甚至不惜将他们进行肉体消灭。同时，一些人出于对同僚的嫉妒，也会在这个过程中煽风点火、推波助澜，将会加剧局面的恶化。
这就是数千年的历史上，兔死狗烹铁律不断重复上演的本质原因，说白了就是人性的弱点所致。在封建政治体系下，这一困境几乎无法从制度上加以解决，但并非无法化解。至于办法，就是本文开始孙惠的那段话：“大名不可久荷，大功不可久任，大权不可久执，大威不可久居”。如果臣子能认清封建政治权力的高度排他性，果断放弃、归还权利、急流勇退，也许还有全身而退的机会，刘秀、赵匡胤与开国功臣的“默契”，就是典型的案例。当然了，如果臣子够狠、够毒，也不是没有鸠占鹊巢的可能，但这种模式难度较大，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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